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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妹妹而骄傲

记得小学的时候,家里规定期末考试考第10名可以买1本小人书,第9名2本,………., 第一名10本。 英善一直是买10本(而自己最多只能买5本,到高中终于考了第一,可爸爸宣布该项政策取消了:()

和她一起上管中的时候,经常可以在学校通告栏上看见妹妹的名字,不是什么比赛拿了奖就是三好学生之类。

她16岁考上复旦,去南昌军训了一年。寒假回来看到她穿着整齐的军装,英姿飒爽。

几年前她说要让父母每年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旅游,自己没当回事。现在回头看去,这几年她都实现了

前年她说要去跑北京马拉松10公里,开头很为她担心,因为她从小体育成绩都很差。没想到她顺利完成,今年又跑下了半程马拉松(21公里!)

她参加了一个龙舟队,开头以为她就是玩玩, 没想到最后还参加了国际龙舟赛。

年初到管中转,发现英善居然被作为杰出校友放到宣传栏里。立刻拉着妈妈去看,妈妈乐得合不拢嘴。

她说每年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已经去过了新马,香港,法国,德国,瑞士,奥地利,意大利,俄罗斯,美国, 希腊,比我这个号称要行万里路的哥哥走得多的多。

非典的时候她说想和一些朋友做些事情,就是现在的阳光志愿者。

几年前,在妈妈的电话指导下终于学会了腌朝鲜泡菜,骄傲的说:“我现在是会做大酱汤会腌朝鲜泡菜的标准朝鲜女孩了”。

从小看她都懒懒散散,别人都刻苦读书的时候,她从小学到高中每天看电视看到晚上12点。工作了也是经常迟到,周末经常睡到12点。可回头看去,成绩斐然。

今天又看到这个

http://www.thebeijingnews.com/news/2005/1116/12@100928.html

为她骄傲,从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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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2

302的时候,我住在14病区1号病房。 14病区是带有研究任务的病区,1号病房旁就是个实验室。我去的时候正养着一堆小白鼠做实验。实验室病人是不能进的,但在每天早晨实验室打扫卫生的时候都有机会见到这些小白鼠,很可爱的样子。后来从医院的刊物上知道,这些小白鼠每天被灌四氯化碳,人为的给小白鼠制造病情。于是每次再看见它们时不由多了同情。 14病区经常尝试一些最新的治疗方法,因此有不少其他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重症病人住在这个病区。 旁边的3号病房就是重症抢救病房, 住进那里的人一般都是很重的,差不多有一半都是死在了那里。 每死去一个病人,全病区都要用环氧乙酸熏蒸1个小时以上。每次闻到呛人的环氧乙酸味道,就知道又有一个病友离开了我们。在3027个月,闻到了很多次的环氧乙酸。

 

这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了,记忆中最早的,是小时在村子里的丧事。 我们那里每家丧事都要请全村人吃饭的,于是对我来说丧事没什么可伤心的,反倒是可以吃到好吃东西的机会。第一次失去的亲人是妈妈的姥姥,也就是我的太姥姥。当时我才4-5岁的样子,只记得姥姥特别的伤心,追着灵车跑。 而自己还不知伤心为何物。

 

小学4年级的一个下午,刚下课回到家里,爸爸拿着电报告诉我:“奶奶去世了”。奶奶是脑溢血去世的,非常突然。 她有8个子女,有很多的孙女,但我是她唯一的孙子,所以非常的疼我。 第一次,一个自己爱的人走了,有点懵,但没有流泪。在10岁的时候第一次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伤心。

 

再一次面对死亡, 就是初中的时候了。当时同班同学马燕红的父亲在一次翻车事故中去世,我们全班发起捐款来帮助她。她是很勤奋很坚强的姑娘,没在我们面前表现一点的软弱,除了她红肿的眼睛。这件事让12岁的我真正体会到死亡对一个家庭的可怕。

 

第一次直击死亡是在高二。 酷热的中午和一个朋友坐在班车第一排赶着回家。本来昏昏欲睡的,突然听到朋友“哎, 刚一睁眼就目睹了交通事故的全过程。在我们车10米前方,一个拖拉机从一个卖冰棍的大妈身旁疾驶而过,大妈被带到了后轮下。司机还没看见,结果大妈被反复压了好几次,在周围人的惊叫中,司机才发现闯了大祸。 这一切都在不到10秒钟内发生。现在这10秒钟的每个细节依然历历在目。它让15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与不可捉摸。

 

再面对死亡就是在302了。这一次和以前都不同,这次是近距离的,非常细致的看到死亡的全过程,而且是多次。真切的看到病人脸上的痛苦,看到他们躺在床上,身上插满管子,与病魔搏斗,挣扎,直至耗尽最后一丝的生命。

 

一个深夜里,突然被环氧乙酸呛醒。 3号病房当时住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,很壮的身体,但成天愁眉不展。心情不好会对病情影响很大,但40左右的人上有老下有小,正是人生责任最大的时候,这时得了重病怎么能心情好呢。我起床去看,果然是他去世了。没看见他的亲属。深夜里,孤单单的一个人躺在病床上,床单上还有他吐的鲜血。

 

还有一次去世的是河南驻马店一个医院的院长,他的爱人一直在身边照顾他。照顾了1个多月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她看着是50多的样子,头发已经灰白,带着眼镜,知识分子的模样,平常很少和我们这些病人说话。 她丈夫去世的时候,我看见她默默地坐在床边,望着她的丈夫。医护人员在旁边忙来忙去, 但她似乎完全没有看到,还是静静的坐在那里,眼泪一滴一滴慢慢的流下。头发有些纷乱,但当时让人感觉那么的肃穆,庄严。那一刻永远留在了我心里。

 

促使自己真正思考死亡,是另一个病友的离去。 他走得时候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抢救,浑身插满了管子。透过病房的窗户看过去,觉得他挣扎的那么痛苦,在病魔面前那么的没有尊严。那一次让我认真地想自己应该怎么离开这个世界。想了很多,但大都没结果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希望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微笑的

 

人生的路是变化万千,各有各的色彩,各有各的故事。但从一开始,就都定下了一个终点, 那就是死亡。可以稍微延后,但不可逃避。既然终点无法选择,我们能选择的只能是这人生旅程中的节目。无论这节目是否精彩,都希望自己在那终点突然降临的时候,能够不悔。

 

去年夏天从一个待了近一个月的闭塞山村里刚出来,就听到一个经常在一起踢球的朋友的死讯。第二天和一群朋友聊天分别后,去了邻县。没想,在邻县的第一个清晨,就又听说一个昨天还在一起聊天的朋友出了交通事故,掉到了江里,离开了我们。此后的一个星期就是和朋友们试图打捞遗体,坐在江边的石头上,从早到晚盯着江面。那些日子,想了很多,回想自己看到过的生命的来来往往,更感到人生的无常。有些人喜欢做详细的长远计划来激励自己,25岁做什么,30岁做什么,35岁做什么。 这种方法不错,但对看多了死亡的人可能不合适。因为这种人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会有什么事情,所以,想做什么就会立刻去做,而不是排到n年后。他们面对无常的人生,会对长远的计划没有信心,只想认真过好每一天。

 

去年冬天,大爷突然去世了。他得了10年的喉癌,已经有很多年不能说话。离去,可能对他,对家人,都是种解脱。大年30的时候,姥姥又悄然离开了我们。按照朝鲜族的风俗,把姥姥的衣物都拿到火葬场烧了,家里除了遗像,没有了姥姥的一点痕迹。在火葬场看着姥姥最喜欢的衣服随着火焰化成灰烬,升起的白烟缓缓飘向深蓝的远天。仰望间,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。背过脸,轻轻擦掉了。我想,姥姥是希望大家能微笑面对这一切的。

在302住院半年后的一天早晨,突然看到实验室被清理出来,而垃圾堆里是那些可爱的白老鼠们的尸体。实验结束了。

 

一个病友叫老杨,曾是我的打牌师傅。这个风趣直爽的中年安徽人,特别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喜欢,可他病得很重。春节的时候他家里有些事,只好回去了。当时约好, 过完春节就回来一起打牌的,可过了春节一直没见到他。在302住了7个月后的一个下午,小李子过来告诉我:老杨去世了。原来老杨过完春节就回来了,可他刚回来就住进了另一个病区的危重病房,一直没能出来。

过几天后,和来探病的父亲说:带我出院吧。

虽然病没好, 虽然第六病区的丁香花刚开,虽然还有很多令我牵挂的病友,但还是出院了。 出院的那天,几个死党送我到门口。忘了他们说了什么,只记得当时他们向远走的我不停的招手。那年,我18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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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的乞讨

今天穿过安华侨的地下通道时,看到一个乞讨的老人在通道里坐着唱歌。本没在意,路过他身边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唱的里头居然有“…主耶稣”的字句,于是蹲下和他聊起来。原来他来自河南民权,很早就信仰了基督教。 他非常不好意思,直说这是给基督丢脸, “我这是犯罪啊”。这时一个大姐也在旁蹲下一起聊, 她姓原,也是基督徒.她安慰他,这不是犯罪,主不会抛弃他,主会给他指引。遇到了同是基督徒的人,老人话就明显多了。他已经68了,他42岁才得了一个儿子,前几年给儿子盖了新房,拉了2,3万的饥荒。刚盖好一年,老伴就去世了。去年种棉花收成不好,血本无归。年初儿子腿又受了伤。说着说着眼泪就留了出来,顺着他灰白的络腮胡滴下去。他4月18号的时候出来乞讨,可是乞讨也并不容易。一个月乞讨下来,除去吃饭,就剩下3,4百块钱。他说,无论多么困难,他都是相信主的。听主的话,应该是劳动去挣钱的,可………。 我听着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原大姐用圣经里的话反复安慰他,渐渐他平和下来。 最后大姐给了他10块钱走了, 临走互相祝福:主会保佑你的。 我本想给老者照相,老人说你要照相留个纪念没问题,但不要传出去,尤其别给记者。他还是怕给基督丢人。 我没有勉强,就请求他再唱一遍刚才的圣歌,用手机录了下来。唱的和我在教堂听过的最好的圣歌一样打动人心。

去年遇到一些给了我极好印象的基督徒,于是去教堂听布道班,去参加主日礼拜。做为一个唯物论者,对神很难从理智上相信,但和基督徒在一起的美好感觉却是实在的。为了这感觉,一度想去做上帝的子民,可最后阴差阳错,没有入成。折腾了半年多后,对入教不再那么上心了,但对基督徒的尊敬从没有改变。 今天的偶遇又勾起刚要沉淀下去的回忆,又让我拿出圣经翻了又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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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

医院

昨天去了趟海军总院,一早起来排队挂号,足足等了两个半小时才见到大夫。 期间坐在候诊椅上边看书边等,时而抬头看看负责叫号的护士,时而看看周围的病友。弥漫在空中消毒水味道,来来往往的白大褂,病友们紧锁的眉头…….渐渐的,远隔多年的感觉又回到身边。恍惚间自己好像回到了15年前,当时在医院里度过的那一年像泛黄的旧幻灯片,在脑海里开始一一闪回。

“甦”

住进南航的传染科病房,发现里头已有了一个病友,叫“凌甦”。这个“甦”字他和我解释了半天,含义是死而复生,在简化字里和“苏”通假。 住院前,我在旧书摊上用10块钱买了40多本旧《读者》。以后的住院的20多天,我们俩经常是躺在床上手捧着《读者》度过。当时我们都谨遵医嘱,一天到晚躺床上,读书读累了就聊天,有时还下下盲棋。 他来自江苏南通,在江南水乡长大,他的童年和在小山村里长大的我有不少相似之处,但更多的是不同。我们没事的时候就互相谈自己少年时的趣事。 他和我讲暑假的时候曾骑车去海边, 后来他妈来的时候,我无意中谈起此事,这才知道他是瞒着他妈去的, 害得他被他妈很说了一顿。

没想到分别很匆忙,当时爸爸从家里赶来,办了休学手续就立刻坐火车走了。刚好赶上凌甦出去了,连再见都没说。 后来回来在家养病,没事干就天天给他写信,一直写到他出院。当时也是为了给他解闷,一个人在传染病房里应该满难过的。他恢复比较快,1个月后就出院了,而这时我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管道局医院。

那孩子淘着呢

管道局的传染科病房在整个医院的一个小角落里,远离中心区。 虽然整个医院非常繁忙,但病房是非常的安静。刚去的时候唯一的一点声音就是苍蝇了。当时苍蝇不知怎么回事特别多,尤其一楼,弄得一楼病房的病人都人手一只苍蝇拍。其中有个打苍蝇的高手,居然是我初中同学容艳的父亲。同病房的苏师傅有次和他聊天,提到初中时的我,他说:“那孩子,淘着呢!” …….. (抓头中)初中的我真有那么淘么?

过早夭亡的音乐梦

病了没事干就想学点乐器,开始想学笛子。 可发现想把笛子吹响都满难,好不容易吹响了,居然是那么刺耳的噪音,让自己沮丧不已。得的是传染病,不好去求师问友,就转了方向去学口琴,因为妈妈会口琴。 开头学的还不错,刚好在管道局医院的病友苏师傅,刘师傅也是很喜欢吹口琴,在他们指点下,一个月后我已经能吹《卡秋莎》,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可这时病情再次恶化,只好转院去了北京丰台的302医院。302的医生看到我拿的口琴说,吹口琴很费气的,弄不好会伤中气,还是不要吹了。权衡半天,感觉自己的小命还是比音乐梦要紧。 15年过去了,已经完全忘了口琴是怎么吹的了。

得病也有好处,就是可以安静的读书了。在南京读了很多的《读者》,现在只记得其中一首俄国人的诗《别声响》,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句:“别声响!要好好地藏起/自己的感情,还有梦想。”,“一旦说出,它就会变样!”。

当时在南京的时候还有个学长租来了《鹿鼎记》,另我感激涕零,可惜忘了这个学长的名字。

在管道局住院的时候,电视上开始播陈道明演的《围城》,我就借了小说来看。看到妙处就在病床上笑得前仰后合,弄得同屋的苏师傅莫名其妙。

在302的时候不能吹口琴了,读的书就更多了。印象很深的是《静静的顿河》,还记得片头词:“我们用马蹄来耕耘,用战刀来收获,用敌人的头颅来播种”。豪气干云的感觉。

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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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忘却的记念

前几天看到政治组大量出现有关16年前的今天的帖子,才恍然,已经16年了。那些记忆似乎在自己的心底已渐渐模糊了,剩下的也被自己忙碌的生活挤出了大脑。 直到看到那些贴子。

组里又有人贴出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都知道了段祺瑞政府曾经开枪屠杀过学生。可很少人知道的是,事情发生后段祺瑞到出事地点长跪不起,此后终生食素,而不是发表什么:“如果当时不采取果断措施,就没有现在的安定生活….”的妙论。

那一天看清了gcd,也看清了说着:“blood, but not my blood” 的minyun。国家的命运让这些肉食者谋之,自己还是决定去追求那些庸常的幸福。

今天下午去广场转了转。看到广场象往常一样人来人往,嘈杂中又透着平静。英雄纪念碑前的红旗在缓缓的迎风飘舞,似乎比往日更红,更艳。自己能做的就是向着广场,向着纪念碑,行注目礼,“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,奉献于逝者的灵前”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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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对政治不感兴趣”

今天看到报纸上有段对老罗的采访,晚上回来看到NC已经把其中我也很感兴趣的一段贴了出来,在这里转贴与大家分享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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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:你似乎是推崇谈论国事的,你认为知识分子不该在书斋里坐冷板凳吗?

罗永浩:我跟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聊天,一提社会问题,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对我说,“我对政治不感兴趣”,我特别讨厌听到这种话,谁他妈对政治感兴趣了?他们这样说显得我很热衷政治,他们很清高。实际的情况是,我是关心社会现实,关心民间疾苦,不是关心什么狗娘养的政治,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,而是读了那么多圣贤书,却完全不关心民间疾苦,冷漠麻木还觉得自己特超脱。我开博客后,在上面倒是很少谈论社会问题,于是总有学生来信问原因。我很少谈的原因是,这些问题落实到文字上,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写得比我好的太多了,说我狂妄自大的人都没意识到我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很清醒的:我在一群傻逼英语教师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,放到优秀知识分子的群体里,我仍然是一个头脑清醒,有良知的真正知识分子,但学术水平上我也就是一个民办教师而已。所以我会选择用我更擅长的方式关心现实,影响社会,比如一直在筹备和学习的动画片及电影。

罗永浩:我们希望一个人干什么,和我们认为他应该干什么是两码事。我希望所有知识分子都关心社会现实,我瞧不上那些一心关门做学问的知识分子。从这个意义上,我很不喜欢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,但是他的一生好像也没干什么卑鄙的事情,所以我也不觉得应该批判他。我“希望”钱钟书这样的人能够承担一些社会责任,如果他没做,我会遗憾,但不会觉得他一定就“应该”这么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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