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小学的时候，家里规定期末考试考第10名可以买1本小人书，第9名2本，……….， 第一名10本。 英善一直是买10本（而自己最多只能买5本，到高中终于考了第一，可爸爸宣布该项政策取消了:(）
和她一起上管中的时候，经常可以在学校通告栏上看见妹妹的名字，不是什么比赛拿了奖就是三好学生之类。
她16岁考上复旦，去南昌军训了一年。寒假回来看到她穿着整齐的军装，英姿飒爽。
几年前她说要让父母每年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旅游，自己没当回事。现在回头看去，这几年她都实现了
前年她说要去跑北京马拉松10公里，开头很为她担心，因为她从小体育成绩都很差。没想到她顺利完成，今年又跑下了半程马拉松（21公里！）
她参加了一个龙舟队，开头以为她就是玩玩， 没想到最后还参加了国际龙舟赛。
年初到管中转，发现英善居然被作为杰出校友放到宣传栏里。立刻拉着妈妈去看，妈妈乐得合不拢嘴。
她说每年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已经去过了新马，香港，法国，德国，瑞士，奥地利，意大利，俄罗斯，美国， 希腊，比我这个号称要行万里路的哥哥走得多的多。
非典的时候她说想和一些朋友做些事情，就是现在的阳光志愿者。
几年前，在妈妈的电话指导下终于学会了腌朝鲜泡菜，骄傲的说：“我现在是会做大酱汤会腌朝鲜泡菜的标准朝鲜女孩了”。
从小看她都懒懒散散，别人都刻苦读书的时候，她从小学到高中每天看电视看到晚上12点。工作了也是经常迟到，周末经常睡到12点。可回头看去，成绩斐然。
今天又看到这个
http://www.thebeijingnews.com/news/2005/1116/[email protected]
为她骄傲，从小。
在302的时候，我住在14病区1号病房。 14病区是带有研究任务的病区，1号病房旁就是个实验室。我去的时候正养着一堆小白鼠做实验。实验室病人是不能进的，但在每天早晨实验室打扫卫生的时候都有机会见到这些小白鼠，很可爱的样子。后来从医院的刊物上知道，这些小白鼠每天被灌四氯化碳，人为的给小白鼠制造病情。于是每次再看见它们时不由多了同情。 14病区经常尝试一些最新的治疗方法，因此有不少其他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重症病人住在这个病区。 旁边的3号病房就是重症抢救病房， 住进那里的人一般都是很重的，差不多有一半都是死在了那里。 每死去一个病人，全病区都要用环氧乙酸熏蒸1个小时以上。每次闻到呛人的环氧乙酸味道，就知道又有一个病友离开了我们。在302的7个月，闻到了很多次的环氧乙酸。
这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了，记忆中最早的，是小时在村子里的丧事。 我们那里每家丧事都要请全村人吃饭的，于是对我来说丧事没什么可伤心的，反倒是可以吃到好吃东西的机会。第一次失去的亲人是妈妈的姥姥，也就是我的太姥姥。当时我才4-5岁的样子，只记得姥姥特别的伤心，追着灵车跑。 而自己还不知伤心为何物。
小学4年级的一个下午，刚下课回到家里，爸爸拿着电报告诉我：“奶奶去世了”。奶奶是脑溢血去世的，非常突然。 她有8个子女，有很多的孙女，但我是她唯一的孙子，所以非常的疼我。 第一次，一个自己爱的人走了，有点懵，但没有流泪。在10岁的时候第一次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伤心。
再一次面对死亡， 就是初中的时候了。当时同班同学马燕红的父亲在一次翻车事故中去世，我们全班发起捐款来帮助她。她是很勤奋很坚强的姑娘，没在我们面前表现一点的软弱，除了她红肿的眼睛。这件事让12岁的我真正体会到死亡对一个家庭的可怕。
第一次直击死亡是在高二。 酷热的中午和一个朋友坐在班车第一排赶着回家。本来昏昏欲睡的，突然听到朋友“哎…”, 刚一睁眼就目睹了交通事故的全过程。在我们车10米前方，一个拖拉机从一个卖冰棍的大妈身旁疾驶而过，大妈被带到了后轮下。司机还没看见，结果大妈被反复压了好几次，在周围人的惊叫中，司机才发现闯了大祸。 这一切都在不到10秒钟内发生。现在这10秒钟的每个细节依然历历在目。它让15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与不可捉摸。
再面对死亡就是在302了。这一次和以前都不同，这次是近距离的，非常细致的看到死亡的全过程，而且是多次。真切的看到病人脸上的痛苦，看到他们躺在床上，身上插满管子，与病魔搏斗，挣扎，直至耗尽最后一丝的生命。
一个深夜里，突然被环氧乙酸呛醒。 3号病房当时住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，很壮的身体，但成天愁眉不展。心情不好会对病情影响很大，但40左右的人上有老下有小，正是人生责任最大的时候，这时得了重病怎么能心情好呢。我起床去看，果然是他去世了。没看见他的亲属。深夜里，孤单单的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床单上还有他吐的鲜血。
还有一次去世的是河南驻马店一个医院的院长，他的爱人一直在身边照顾他。照顾了1个多月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她看着是50多的样子，头发已经灰白，带着眼镜，知识分子的模样，平常很少和我们这些病人说话。 她丈夫去世的时候，我看见她默默地坐在床边，望着她的丈夫。医护人员在旁边忙来忙去， 但她似乎完全没有看到，还是静静的坐在那里，眼泪一滴一滴慢慢的流下。头发有些纷乱，但当时让人感觉那么的肃穆，庄严。那一刻永远留在了我心里。
促使自己真正思考死亡，是另一个病友的离去。 他走得时候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抢救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透过病房的窗户看过去，觉得他挣扎的那么痛苦，在病魔面前那么的没有尊严。那一次让我认真地想自己应该怎么离开这个世界。想了很多，但大都没结果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希望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微笑的。
人生的路是变化万千，各有各的色彩，各有各的故事。但从一开始，就都定下了一个终点， 那就是死亡。可以稍微延后，但不可逃避。既然终点无法选择，我们能选择的只能是这人生旅程中的节目。无论这节目是否精彩，都希望自己在那终点突然降临的时候，能够不悔。
去年夏天从一个待了近一个月的闭塞山村里刚出来，就听到一个经常在一起踢球的朋友的死讯。第二天和一群朋友聊天分别后，去了邻县。没想，在邻县的第一个清晨，就又听说一个昨天还在一起聊天的朋友出了交通事故，掉到了江里，离开了我们。此后的一个星期就是和朋友们试图打捞遗体，坐在江边的石头上，从早到晚盯着江面。那些日子，想了很多,回想自己看到过的生命的来来往往，更感到人生的无常。有些人喜欢做详细的长远计划来激励自己，25岁做什么，30岁做什么，35岁做什么。 这种方法不错，但对看多了死亡的人可能不合适。因为这种人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会有什么事情，所以，想做什么就会立刻去做，而不是排到n年后。他们面对无常的人生，会对长远的计划没有信心，只想认真过好每一天。
去年冬天，大爷突然去世了。他得了10年的喉癌，已经有很多年不能说话。离去，可能对他，对家人，都是种解脱。大年30的时候，姥姥又悄然离开了我们。按照朝鲜族的风俗，把姥姥的衣物都拿到火葬场烧了，家里除了遗像，没有了姥姥的一点痕迹。在火葬场看着姥姥最喜欢的衣服随着火焰化成灰烬，升起的白烟缓缓飘向深蓝的远天。仰望间，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。背过脸，轻轻擦掉了。我想，姥姥是希望大家能微笑面对这一切的。
在302住院半年后的一天早晨，突然看到实验室被清理出来，而垃圾堆里是那些可爱的白老鼠们的尸体。实验结束了。
一个病友叫老杨，曾是我的打牌师傅。这个风趣直爽的中年安徽人，特别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喜欢，可他病得很重。春节的时候他家里有些事，只好回去了。当时约好， 过完春节就回来一起打牌的，可过了春节一直没见到他。在302住了7个月后的一个下午，小李子过来告诉我：老杨去世了。原来老杨过完春节就回来了，可他刚回来就住进了另一个病区的危重病房，一直没能出来。
过几天后，和来探病的父亲说：带我出院吧。
虽然病没好， 虽然第六病区的丁香花刚开，虽然还有很多令我牵挂的病友，但还是出院了。 出院的那天，几个死党送我到门口。忘了他们说了什么，只记得当时他们向远走的我不停的招手。那年，我18岁。
今天穿过安华侨的地下通道时，看到一个乞讨的老人在通道里坐着唱歌。本没在意，路过他身边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唱的里头居然有“…主耶稣”的字句，于是蹲下和他聊起来。原来他来自河南民权，很早就信仰了基督教。 他非常不好意思，直说这是给基督丢脸， “我这是犯罪啊”。这时一个大姐也在旁蹲下一起聊， 她姓原，也是基督徒.她安慰他，这不是犯罪，主不会抛弃他，主会给他指引。遇到了同是基督徒的人，老人话就明显多了。他已经68了，他42岁才得了一个儿子，前几年给儿子盖了新房，拉了2，3万的饥荒。刚盖好一年，老伴就去世了。去年种棉花收成不好，血本无归。年初儿子腿又受了伤。说着说着眼泪就留了出来，顺着他灰白的络腮胡滴下去。他4月18号的时候出来乞讨，可是乞讨也并不容易。一个月乞讨下来，除去吃饭，就剩下3，4百块钱。他说，无论多么困难，他都是相信主的。听主的话，应该是劳动去挣钱的，可………。 我听着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原大姐用圣经里的话反复安慰他，渐渐他平和下来。 最后大姐给了他10块钱走了， 临走互相祝福：主会保佑你的。 我本想给老者照相，老人说你要照相留个纪念没问题，但不要传出去，尤其别给记者。他还是怕给基督丢人。 我没有勉强，就请求他再唱一遍刚才的圣歌，用手机录了下来。唱的和我在教堂听过的最好的圣歌一样打动人心。
去年遇到一些给了我极好印象的基督徒，于是去教堂听布道班，去参加主日礼拜。做为一个唯物论者，对神很难从理智上相信，但和基督徒在一起的美好感觉却是实在的。为了这感觉，一度想去做上帝的子民，可最后阴差阳错，没有入成。折腾了半年多后，对入教不再那么上心了，但对基督徒的尊敬从没有改变。 今天的偶遇又勾起刚要沉淀下去的回忆，又让我拿出圣经翻了又翻。
“甦”
住进南航的传染科病房，发现里头已有了一个病友，叫“凌甦”。这个“甦”字他和我解释了半天，含义是死而复生，在简化字里和“苏”通假。 住院前，我在旧书摊上用10块钱买了40多本旧《读者》。以后的住院的20多天，我们俩经常是躺在床上手捧着《读者》度过。当时我们都谨遵医嘱，一天到晚躺床上，读书读累了就聊天，有时还下下盲棋。 他来自江苏南通，在江南水乡长大，他的童年和在小山村里长大的我有不少相似之处，但更多的是不同。我们没事的时候就互相谈自己少年时的趣事。 他和我讲暑假的时候曾骑车去海边， 后来他妈来的时候，我无意中谈起此事，这才知道他是瞒着他妈去的， 害得他被他妈很说了一顿。
没想到分别很匆忙，当时爸爸从家里赶来，办了休学手续就立刻坐火车走了。刚好赶上凌甦出去了，连再见都没说。 后来回来在家养病，没事干就天天给他写信，一直写到他出院。当时也是为了给他解闷，一个人在传染病房里应该满难过的。他恢复比较快，1个月后就出院了，而这时我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管道局医院。
那孩子淘着呢
管道局的传染科病房在整个医院的一个小角落里，远离中心区。 虽然整个医院非常繁忙，但病房是非常的安静。刚去的时候唯一的一点声音就是苍蝇了。当时苍蝇不知怎么回事特别多，尤其一楼，弄得一楼病房的病人都人手一只苍蝇拍。其中有个打苍蝇的高手，居然是我初中同学容艳的父亲。同病房的苏师傅有次和他聊天，提到初中时的我，他说：“那孩子，淘着呢！” …….. （抓头中）初中的我真有那么淘么？
过早夭亡的音乐梦
病了没事干就想学点乐器，开始想学笛子。 可发现想把笛子吹响都满难，好不容易吹响了，居然是那么刺耳的噪音，让自己沮丧不已。得的是传染病，不好去求师问友，就转了方向去学口琴，因为妈妈会口琴。 开头学的还不错，刚好在管道局医院的病友苏师傅，刘师傅也是很喜欢吹口琴，在他们指点下，一个月后我已经能吹《卡秋莎》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可这时病情再次恶化，只好转院去了北京丰台的302医院。302的医生看到我拿的口琴说，吹口琴很费气的，弄不好会伤中气，还是不要吹了。权衡半天，感觉自己的小命还是比音乐梦要紧。 15年过去了，已经完全忘了口琴是怎么吹的了。
书
得病也有好处，就是可以安静的读书了。在南京读了很多的《读者》，现在只记得其中一首俄国人的诗《别声响》，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句：“别声响！要好好地藏起/自己的感情，还有梦想。”，“一旦说出，它就会变样！”。
当时在南京的时候还有个学长租来了《鹿鼎记》，另我感激涕零，可惜忘了这个学长的名字。
在管道局住院的时候，电视上开始播陈道明演的《围城》，我就借了小说来看。看到妙处就在病床上笑得前仰后合，弄得同屋的苏师傅莫名其妙。
在302的时候不能吹口琴了，读的书就更多了。印象很深的是《静静的顿河》，还记得片头词：“我们用马蹄来耕耘，用战刀来收获，用敌人的头颅来播种”。豪气干云的感觉。
（待续）
组里又有人贴出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都知道了段祺瑞政府曾经开枪屠杀过学生。可很少人知道的是，事情发生后段祺瑞到出事地点长跪不起，此后终生食素，而不是发表什么：“如果当时不采取果断措施，就没有现在的安定生活….”的妙论。
那一天看清了gcd，也看清了说着：“blood, but not my blood” 的minyun。国家的命运让这些肉食者谋之，自己还是决定去追求那些庸常的幸福。
今天下午去广场转了转。看到广场象往常一样人来人往，嘈杂中又透着平静。英雄纪念碑前的红旗在缓缓的迎风飘舞，似乎比往日更红，更艳。自己能做的就是向着广场，向着纪念碑，行注目礼，“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，奉献于逝者的灵前”吧。
罗永浩：我跟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聊天，一提社会问题，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对我说，“我对政治不感兴趣”，我特别讨厌听到这种话，谁他妈对政治感兴趣了？他们这样说显得我很热衷政治，他们很清高。实际的情况是，我是关心社会现实，关心民间疾苦，不是关心什么狗娘养的政治，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，而是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却完全不关心民间疾苦，冷漠麻木还觉得自己特超脱。我开博客后，在上面倒是很少谈论社会问题，于是总有学生来信问原因。我很少谈的原因是，这些问题落实到文字上，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写得比我好的太多了，说我狂妄自大的人都没意识到我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很清醒的：我在一群傻逼英语教师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放到优秀知识分子的群体里，我仍然是一个头脑清醒，有良知的真正知识分子，但学术水平上我也就是一个民办教师而已。所以我会选择用我更擅长的方式关心现实，影响社会，比如一直在筹备和学习的动画片及电影。
罗永浩：我们希望一个人干什么，和我们认为他应该干什么是两码事。我希望所有知识分子都关心社会现实，我瞧不上那些一心关门做学问的知识分子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很不喜欢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但是他的一生好像也没干什么卑鄙的事情，所以我也不觉得应该批判他。我“希望”钱钟书这样的人能够承担一些社会责任，如果他没做，我会遗憾，但不会觉得他一定就“应该”这么做。